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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映多久了(一部电影上映多久下架)
中国小康网讯 1956年8月3日，为纪念巴黎圣母院建成610周年，法国和意大利倾其两国演员豪华阵容，根据雨果原著合拍电影《巴黎圣母院》，于次年杀青。这部长达115分钟的鸿篇巨制，完整地再现了雨果原著里巴黎圣母院的恢弘壮丽，因为是在圣母院里实地取景，所以成了影史上最经典的版本。
这部最经典的《巴黎圣母院》，于1972年引入我国。不输于电影里演员豪华阵容的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老一辈艺术家们，也贡献了超豪华的配音阵容——给主教克洛德配音的是邱岳峰，给爱斯美拉达配音的是李梓，就连里面的配角，都是尚华、苏秀、刘广宁这样的“声音传奇”。
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的1956版《巴黎圣母院》海报
经历了700多年的风风雨雨，巴黎圣母院见证了近代史的重大节点，其中就有不少中外名人与它结缘：贝多芬和拿破仑反目；雨果的同名小说和梁启超、鲁迅介译的趣闻等等。
因为一首交响曲，贝多芬和拿破仑闹掰了
231年前的法国 大革命，让统治法兰西半岛几个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土崩瓦解。肇始于康德的理性精神，加上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众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浸润，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法国人民心中燃起的革命之火，也给宗教的象征巴黎圣母院改了名字——“理性圣殿”。
革命者中的激进派们，将圣母院里先贤的雕像当成了反动势力的泥偶，将之悉数“砍头”，只有那口“卡西莫多大钟”幸免于难。“理性圣殿”的地下室，成了藏酒的佳窖。那些以革命果实酿造的芳醇，倒映着巴黎人民狂欢的身影。
然而自由与平等旋即变成了混乱与无序。于是，法国人民将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一位掣着革命的电光石火，能以铁腕恢复秩序的强人，他就是拿破仑。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让雅各宾派退出“C位”。可接管了革命政府后，拿破仑却对保皇派和天主教示好，于是他被指窃取了革命果实。远在莱茵河畔谛听革命潮响的康德的老乡——贝多芬，听到了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气愤地将原本献给他的交响曲谱撕得粉碎。
当然，我们今天仍能幸运地听到这支差点夭折的交响曲，这便是《英雄交响曲》。让贝多芬始料未及的是，那幢被启蒙主义者冠以“理性圣殿”之名的恢弘建筑，见证了他俩的反目——拿破仑把加冕典礼的地点，特意选在了巴黎圣母院。
如今，贝多芬的交响依然流淌在人民心中。可是对于拿破仑来说，走向革命反面后的落寞与不安，只有巴黎圣母院那宽厚而博爱的石头交响，才能够寄寓抚慰吧。
梁启超给译者起名，鲁迅给作者起名
梁启超（左）与鲁迅（右）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部分觉醒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栉沐欧风美雨，最先接触启蒙思潮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译介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就包括《巴黎圣母院》作者——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大家也许想象不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笔名“东亚病夫”的曾朴，就是《巴黎圣母院》最早的译者之一。
“东亚病夫”这个词最早现于晚清上海的《字林西报》，出自梁启超的译文：“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作为我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先行者，曾朴将梁启超的译名作为自己的笔名，个中便有发奋自励的缘由。
曾朴自晚清时期，就开始大量介译雨果的作品，是雨果名著《九三年》、《笑面人》等名著的最早译者。而翻译《巴黎圣母院》时，却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的思想也由改良主义倾向于革命。当时的原著译名，则直接取自书中男主角卡西莫多——《钟楼怪人》。
1927年，曾朴创办了“真善美书店”，“真善美”正是法国 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口号。于同年出版的《钟楼怪人》，就是他的“开店首发”之一。卡西莫多——这位相貌奇丑无比，却心地极其善良的敲钟人，正是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代表，曾朴将他作为真善美的代言人，从侧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想象。
曾朴版《巴黎圣母院》，作者雨果译作“嚣俄”，名字非常革命化。可惜，这个译名却不是这位当时介译雨果作品最多的译者的首创。“嚣俄”来自于另一位著名文学家的手笔——
1903年，还是日本东京留学生的鲁迅，发表了我国第一部雨果小说译作《哀尘》，作者署名“嚣俄”。虽然《哀尘》不是《巴黎圣母院》，而是雨果另一部巨作《悲惨世界》。但“嚣俄”这个名字，却印在了民国时期各个版本的《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栏，这也是鲁迅对我国译介史的贡献之一了。（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