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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的权力和修辞:全球历史背景下的帝国和周边世界
“权力”是对方的凝视，“修辞”是这种凝视下的一种具体。受全球疫情影响，2020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拜占庭研究研讨会”改为网络讲座系列。10月13日至12月1日，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科隆大学、挪威科技大学、贝尔格莱德大学等8所大学的国际拜占庭专家，通过网络平台zoom，以讲座的形式与古典学院师生进行交流，期间来自欧美高校和国内高校的师生也在线参加了讲座。
这一系列讲座以“拜占庭权力与修辞”为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探讨了拜占庭历史发展不同时期政治权力在文学、宗教、外交、军事和货币方面的明暗对应关系，从而揭示了拜占庭文明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展示了它在全球历史背景下与帝国周围世界的互动和交流。
圣索菲亚
作为整个系列的开场，第一场讲座由奥地利拜占庭协会主席、维也纳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拉普主讲。拉普教授是国际拜占庭手稿和宗教研究的权威。他曾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现为奥地利科学院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英国国家科学院通信院士，维根斯坦奖(2015)获得者。她的演讲题目是《拜占庭帝国话语的力量》(《拜占庭文字的力量：导论》)。尽管言论自由(希腊语中的parrhesia，拉丁语中的libertas)是整个古代世界高度重视的政治和社会美德，但这种所谓的“自由”仍然处于社会规范的控制和统治权力的支配之下。修辞学者明显感受到了对当权者直言不讳的危险，所以对这种美德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理解态度。言论自由不是天生的；它是一种文化建构，受到社会规范、法律规则、修辞习惯和剧本角色的制约。无论是所谓的直言不讳的人，还是那些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满意的人，他们实际上都在采用特定的修辞方法，向观众传达他们所认为的真理。在拜占庭时期，关于言论自由的话语被挪用、改革和基督教化，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那里，向统治者大声疾呼以纠正政治进程的个人继续实践言论自由。它的实践者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同时利用旧的元素。圣人传记、各种手稿、历史文献、皇室礼仪都成为这种做法的物质载体，在拜占庭漫长的历史中上演了一场华丽辞藻和权力的舞蹈。
第二个主题演讲题为《信仰的权力：为民制造圣人》(信仰的力量：为人民发明圣徒)来自德国拜占庭学会前主席、慕尼黑大学教授阿尔布雷特伯杰。伯杰教授是拜占庭和现代希腊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拜占庭历史杂志的主编。伯杰教授专注于君士坦丁堡的研究。他从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圣人传记研究入手，研究信仰主题。通过对圣人传记文本的分析，他指出圣人的生成和圣人传记并不是传统观念中所理解的那样，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灌输。相反，圣人事迹和圣人传记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更多的是一种迎合和反映民众的神学和现实需要。很多圣人其实是人民创造的，是为了迎合人民而发明的。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先有圣人人物，再编织一些事迹来塑造形象；另一种是奇迹传说，人们为了宣传而披上一些圣人的外衣。
圣像破坏是拜占庭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拜占庭历史的发展。科隆大学拜占庭和现代希腊研究中心主任、拜占庭研究教授克劳迪娅索德(Claudia Sode)在题为《拜占庭杂志》(教会的力量：圣像破坏时期的圣像学)的演讲中指出，由于圣像破坏派最终失去了力量，后世的编年史作者(大多是崇拜圣像的教会成员)经常诋毁圣像破坏派代表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描述，并指出圣像破坏运动造成了大规模的迫害。综合各种史料和对文本的批判性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未必如此。自9世纪以来，教会一直试图从反圣像运动中粉饰自己，将自己塑造成反圣像皇帝的坚定反对者和反圣像崇拜的捍卫者和殉道者。他们所描述的对反传统崇拜的大规模迫害似乎并没有发生。最著名的反传统殉道者，年轻的圣斯蒂芬，他是之前大规模迫害的基础，因为政治矛盾而不是宗教思想而殉教。
p">在风云动荡的6-7世纪，拜占庭帝国经历了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在内部，国内矛盾激化、宗教冲突和政治变乱愈演愈烈；在外部，外敌入侵频繁，各地战乱不休，大片国土被新兴的阿拉伯人占领。来自挪威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列夫·英格·雷·彼得森（Leif Inge Ree Petersen）的演讲《帝国合法性与7世纪圣徒传记中权力的修辞》（Imperial Legitimacy and the Rhetoric of Power in Seventh-Century Hagiography）展现了这段时期内，圣徒传记里为构建希拉克略王朝执政合法性而表露出的修辞语言。他指出，当时圣徒传记和民众中普遍存在预定论和启示观念，同时，彼时社会中发生了从“民间圣徒”到“军事圣徒”的崇拜转向。希拉克略皇帝的前任莫里斯皇帝和福卡斯皇帝都因为忽视圣徒的训导而招致灾祸，这种有些消极的命运观在当时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表露，反映了在瘟疫、战乱、灾害带来的社会剧变下拜占庭民众的精神面貌。同时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宗教和政治观点各异，在民间颇有影响力，对帝国中央政府态度微妙的“民间活圣徒”形象（以圣徒马克西姆（Maximos）为例，他是一名虔诚的卡尔西顿派信徒，拒绝一切宗教和解，在策划反对中央政府的起义失败后，他游走各地，甚至向阿拉伯哈里发求援，谋求推翻君士坦丁 堡一志论统治者），逐渐被反抗外敌侵略和帝国军事活动相关的“军事殉道者”在叙事中取代，体现了当时拜占庭国家渴望从宗教纷争中脱身，团结一切力量抵抗外敌的现实需求。
挪威拜占庭学会主席、挪威科技大学的施塔芬·瓦尔格伦教授的讲座《御前集会：皇帝在发言！》（Silention：the Emperor Speaks）从礼仪和典章中的御前集会（silention）入手，分析拜占庭帝国的皇权是如何通过具体的规章仪式在日常中表现出来，从而在社会内建立和巩固皇帝的神圣性和权威性。Silen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silentium，意为沉默、安静。该词衍生为silentiaros，是一个自罗马帝国时代便存在的职位，主要负责维持王庭中的秩序和安静。在拜占庭时期这一官职（或头衔）继续存在。在早期，御前集会主要是皇帝和元老以及贵族们召开的会议，后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最高级别的仪式性集会，在集会的时候，皇帝会得到众人的崇敬，有时候皇帝也会在这种场合接见外来使臣。在该集会上发言，无疑是对发言者最大的尊重和彰显发言者权势与威严的有效途径。这种御前集会发生在外交场合的时候，如同其他一些繁文缛节和奢华装饰的震慑一样，是拜占庭皇帝对谈判对手的一种无声的压制。
拜占庭皇帝尤斯蒂尼
最后三场主题演讲集中于拜占庭中晚期。其中，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瓦拉达·斯坦克维奇（Vlada Stankovic）和塞浦路斯大学助理教授狄奥尼西奥斯·斯塔萨克布鲁斯（Dionysios Stathakopoulos）聚焦于个案研究。斯坦克维奇教授在《皇帝约翰二世·科穆宁（1118-1143）：一个权力与修辞的个案研究》（Emperor John II Komnenos [1118-1143]: a Case Study in Power and Rhetoric）的讲座中，重点分析了文本中隐含的约翰二世的权力。约翰二世是中期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在其父和其统治之下，帝国逐渐从前朝危机中恢复过来，并呈现出勃兴之势，学界称之为“科穆宁文艺复兴”。这一时期保留下来涉及到约翰二世的众多文本、包括诗歌展现了很强的修辞特征。上述文本通过描写约翰二世战争中的英伟身姿与气势、统治的宽仁宅厚、宗教的虔诚等方式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英勇神武、受万民敬仰爱戴的君主。斯塔萨克布鲁斯博士在《晚期拜占庭演讲中金钱的角色变化：以约翰·坎塔库津为例》（The Changing Role of Money in Late Byzantine Discourse：the Case of John Kantakouzenos）的讲座中，重点探讨了帕勒奥略格王朝的皇帝约翰·坎塔库津，即约翰六世。他是拜占庭末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两约翰内战”的其中一方，他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将时任统治者约翰五世赶出君士坦丁堡，自己登基称帝，但最终被约翰五世及其威尼斯盟军推翻下台，只得遁入修道院著书立传了此残生。作为一代权臣，坎塔库津自然颇具家私，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坎塔库津对于金钱的态度的变化。在这一时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金钱尺度来衡量财富，而且坎塔库泽努斯这样的大贵族仍然宣称自己将财富运用于公共利益，此外在他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对财富的关注也从外省转移到首都。他努力于拜占庭的财富增值，希望打开商路积极参与海上贸易，但在内忧外患之下他自己黯然下台，努力也付之东流。
俄裔学者牛津大学博士后亚历珊德拉·福科维奇（Alexandra Vukovich）关注于拜占庭与早期罗斯国家的互动关系。她的讲座《早期罗斯的拜占庭钱币》（The Byzantine Coinage of Early Russia）首先讨论了罗斯历史起源的问题，指出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强调罗斯统治阶层来自维京人，而国家的臣民以及主体文化还是斯拉夫的。在此基础上，她提到了10世纪，在北欧和东欧来自欧亚腹地的阿拉伯银币开始枯竭，贸易也几于中止，而彼时罗斯统治区域内出土的拜占庭类型的钱币证实，拜占庭的影响开始盛行，并对罗斯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推动学术进步，促进我国古典文明史研究尤其是拜占庭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展开国际合作，加强国内学术的对外联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与对话，才能使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合作项目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真正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