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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传记艺术 虚拟自我评论

《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

(美国)菲利普罗斯/毛俊杰/翻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2月

菲利普罗斯的《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毛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2月)是一部虚构作家与虚构主人公之间对话的实验。它把自己伪装成自传，以事实的名义压制虚构的想象。然而，罗斯扮演了一个“记忆的暴君”，清除了过去生活中的一些偏见。那就是恶心，不堪，被拖累的人生“漩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斯的写作灵感和艺术成就都得益于这些折磨和负担。

这位作家很少过多剖析自己的写作生涯。他轻描淡写地追溯了自己创作的起点，源于对犹太邻居和亲友的模仿。当时他并不认为轶事和观察可以成为文学素材，他的描写已经具有小说色彩。“我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成为写作冲动的对象。艺术怎么可能植根于纽瓦克的一个狭隘的犹太社区，那里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神秘，善良和邪恶，外表和现实……”他的灵感来自于前辈马玟沃尔夫和乔伊斯，他们都在有限的范围内探索文学空间。

作家的自我评价还是挺真诚的：一开始不想成为大作家，不想得奖。在我看来，他对写作的立场是休闲的艺术，让生活变得优雅。因为忙于谋生养家的底层犹太人，“只有偶尔的快乐时光”。“我从塞林格那里学到了明确的恳求艺术；我从年轻的卡波特那里学会了游丝的脆弱；我也以自怜的极端模仿我的偶像托马斯沃尔夫。”用几句话，作者概述了他的技巧和风格。有趣的是，《事实》的显著风格就是露骨，脆弱，自怜。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父母的家庭、犹太民族以及两性的感情上。从形象分析和隐喻的角度来看，罗斯最初对犹太教的态度是微妙的。在我看来是造成心理距离，焦虑阴影，距离差异。出现在中下层社会的大胡子老犹太人，“他有时在吃饭的时候出现，敲我的门。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令人不安的幽灵，来自严厉而遥远的旧欧洲。”

罗斯对美国化的亲近感和对犹太教的他者感最初是无意识的。“战后我们在美国任何地方都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不如其他美国人。”我们未成年的时候，“它(犹太教)是完全不为人知的。我们只谈论家庭误会、电影、广播节目、性、体育，甚至政治问题上的争端。”这些话题最终成为罗斯小说中不可回避的主题。如果加上，这些话题都是为小说中犹太教的讨论服务的。

父亲的白领生涯充满艰辛，犹太身份让他成为大都市的寄人篱下。虽然学历不高，但聪明能干，被提拔为联合城办公室经理。罗斯的教育处境和父亲的职业生涯是有限的，形成了巧妙的互文。犹太名额是名校歧视排斥的手段。罗斯的怨念溢出了全书：“这些著名的精英大学，依靠歧视性的招生政策，似乎在标榜这种特权思想，这正是我所厌恶的。我想我当年不可能对这个有那么多感情，但我不想在一个自尊的机构里重复父亲在大都会的奋斗，也就是新教-撒克逊的哈佛或耶鲁。”

祖辈和父辈让作家得出结论，正统犹太教在代际延续中疲惫不堪。“我们的父母在纽瓦克长大，主要说意第绪语，他们的正统犹太教刚刚被生活侵蚀。即使他们的演讲没有外国口音，听起来也很有美国味；即使他们的信仰已经世俗化；尽管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熟练和有说服力，但他们仍然受到童年训练和父母关系的强烈影响。”在罗斯看来，那些习俗已经过时，毫无用处。母亲的外貌已经被彻底美国化，对犹太戒律的顺从更多的是出于怀旧而不是宗教原因。

"在犹太人中扮演犹太人是她最渴望的乐趣之一。"作者对母亲的概括颇有深意。身份意识总是向别人展示。族群内部的认同往往更重要。玩，说明名不副实，只是表象与精神分离。这可能是大多数犹太裔美国移民的精神写照。那么，犹太人气质的“印象”是什么呢？罗斯把它和小镇的风格“比较”了一下，很出彩。不一定低调优雅，也不一定豪华绅士，但很适合(最舒服，最普通，最有秩序)。要有谦虚的礼貌，而不是装腔作势的特权。在我看来，它是自足的，是节制的，是和谐的，是兼收并蓄的，不是奢华的，而是体面的，是卑微的，是自信的，是骄傲的。我父亲的形象就是这样。“他因为时代的变迁更新了自己惊人的能量，他对我的学术成就无比自豪。两者的相加使他散发出一种粗糙但亲切的自信。”

带着美国化的梦想，作家永远有着叛逃、离开、摆脱的内心冲动。他的独立见解和独立性往往停留在他的私生活中，表现出不羁放纵的迹象。除了出色的学习和礼貌，他还把避孕套放在钱包里，与犹太传统“碰撞”。可以说罗斯的很多选择都是无意识的

的冒险，往往幼稚造作。比如出乎意料地加入非犹太人的兄弟会，才能显得特立独行，这象征逃离父亲所在的犹太家庭。犹太小团体的稳重、平淡和注意礼节，与作家的嘲讽不恭，显然并不搭界，显得迂腐过时。另一面，非犹太的兄弟会又将唤起他的自我审查。罗斯始终处于一种蝙蝠式（非兽非鸟）的夹缝隐喻里，他永远在边界上，来回僭越。甚至，在写作上，他也坦言“喜欢让做作的柔情与自己的男子气概合二为一”。

这是男孩学习扮演男人时的“傻里傻气”，强装成熟。“但是，即使有烟斗和避孕套，我也不能让自己相信，我已长成男子汉。”从纽瓦克到巴克内尔，罗斯习得的只是成人世界的符号：痴迷性爱，浪漫冒险。这一切又都是世俗化精神，美国化做派的吸引。“它是一种风度和诀窍，鼓励男孩去竞选学生会主席，追求班里最棒的女孩。”罗斯对少年伙伴马蒂刮目相看，心向往之，说明了他的冀求。在我看来，那就是“美国式实用主义”，简单直露，追求实效。“不是那种牧歌式的浪漫，而是他实话实说的神态……讲到独立年轻人的特权事宜时，全无丁点的羞耻、内疚、掩饰。”

在我看来，女性形象在书中都成了精神征候学的案例、文化原型研究的标本。作家对待恋情和婚姻，几近是怪异的好奇。他是在研究伴侣所属的族群和阶层，换言之，他对女性缺乏一种最本然的情感评价。从而，作家身上有深刻和肤浅的杂糅，一边是幻想拔高私人情感的文化意义，另一边是对肉欲的迷恋，对女性进行符号化“抽离”。罗斯写初恋女友，别有意味。“我就是在‘冠帽与匕首’（剧团名）觅到了我稳定的女朋友波拉·贝茨。她又叫波莉。”言外之意，罗斯还有很多流动的女朋友，并不作数，没有收录进来。

作家从波莉烟不离手，常喝马提尼，臆想出老于世故和喜欢讥讽。这完全是形象思维和艺术直觉。他喜欢的都是些抽象气质：成熟老练，加上困惑的神情。但脑子里想的却是“何处做爱”的情色实践。罗斯对性心理的描摹是到位的，有处处到肉的体感。他享受和波莉在不同处所，禁忌下的幽会，它带有“暗地通奸的辛辣意味”。“擅自借用他们的床铺；也会锁上宿舍洗衣房的门，双双躺在冰凉的地板上”，“我会借来父亲的车，特意停在黑暗中的偏僻街道。”这种暴露书写，罗斯津津乐道，就像反刍的乐趣。

歇斯底里、酗酒、妄想和偏执，一直是文学里的一种原型形象——阁楼上的疯女人。罗斯也在这个母题里兜兜转转，或许是罗斯妻子刚好暗合它，也可能是作家自己夸大虚构。“与其说我是命中注定要这么做的，倒不如说我已下定决心——既是我文化上的倾向，又是我心理上的决断——邂逅这位似乎是某种原型化身的女子。”毕竟，作家认为他的很多小说素材都拜这个难缠的女人所赐：她的幻觉、偏执和编瞎话的技艺超越了小说家的虚构艺术。但罗斯又怎能否认，他从搭讪相识的时刻，自己就开始对这个女人有了谵妄臆想。

作者笔下的另一名女性乔西，不过是醉汉的女儿，离婚带着俩小孩的服务生，还比作家大了四岁（罗斯对“成熟”特征，尤为青睐）。他用强烈优越感（一个年轻有为的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最年轻的教师，少年得志的作家）对乔西进行审视（就像中国古典式的“救风尘”，亦或知识分子在启蒙，创造新女性）。罗斯可能爱上了自己的幻觉，竟然从人种学、文化地理学角度观察女人。更多的，他把她想象成受害者。

这种情感建立在象征性征服之上，暴露了罗斯最焦虑的潜意识——对犹太性的自我憎恨，对日耳曼特征的过度敏感。“在情色战场上，如能驯服一名像我这样的男孩不幸遇上的最可怕女子，就更能证明自己克服了犹太人的担忧。”这让人想起郁达夫对日本女人的态度，以及《沉沦》以性爱写征服的真实意图。在作家眼中，乔西只是多次假装怀孕，骗婚要挟，索要生活费的“系列麻烦”。甚至，当她因事故身亡时，罗斯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快感。他从未意识到妻子正是他培育的形象，他一厢情愿地参与塑造和虚构。作家本就偏爱冒险疯狂，具有破坏性的女人。他的写作也在模仿乔西的生存风格，甚至还把妻子想象成有天赋的文学对手。

《事实》呈现出的紧张矛盾——那种小说人物和作家之间的叛离分裂，如此之深。在作品中，罗斯身处弱势受害的位置，引诱读者在道德和情感上给予认同。不料，他的自述却被虚构主人公祖克曼的回信逐一驳斥拆穿。这丝毫不亚于“叙事圈套”，它是精心布局的结构诡计。罗斯与祖克曼，在虚拟对峙和争论，目的是把自述变成对话体小说。那种看上去“可信的偏见”，在祖克曼和其夫人的揶揄数落下，沦为一堆并不可靠的独白。

这种消解是极大复仇，祖克曼替书中的被述者（沉默失语的人物）发起了“抗诉”。而你完全能把祖克曼的回信，视为“虚拟的自我评论”（或许罗斯假想书评人的恶毒攻击，就是全书最大想象力）。正如创作里的受虐症，被迫害狂一样，罗斯借助祖克曼，实现了自毁的艺术。作家把一种自白艺术和民族纪事同构在一起，甚至在他看来，私人经验就代表了社群的集体经验。他无一例外地把“我”变成了“我们”。也许，这种自信（亦或自恋）就是他引人入胜的“地带”，它催生出的迷人武断，反而是艺术家的精湛直觉。那就像“局部穿刺”，总能得出关于人生的“病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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